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王朝都会有一个瓶颈期，也会有自己的盛世。而对于西周是比较特殊的，它的瓶颈期与盛世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。简单讲西周的瓶颈期就是“三监之乱”，而它的盛世就是成康之治。当然如果要说有顺序的话，自然是“三监之乱”在前。但把这两者紧紧相连的人则是周公姬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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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公姬旦能成为一代圣人，则要从他的哥哥武王姬发英年早逝说起。严格讲武王姬发是周王朝的建立者，在中国历史上，王朝建立者在位时间都相对比较长，但武王却不是，建立周王朝后不过三年多时间就病逝了。这会造成两方面的困境，一是由于武王在位时间短，新王朝政权远没有得到巩固。二是英年早逝必然预示着继承王位的儿子年幼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武王死时儿子姬诵还是个小孩子，面对政权没有得到有效巩固的局面，一个小孩子是难以威慑天下的。当时的局面可谓国弱主幼，这必然会引发政权不稳，也给各类野心家们以可乘之机。

而把这机会送给野心家的是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。他不只代成王姬诵摄政，也是代自己的哥哥姬发完成了一个王朝开创者对政权的巩固。

姬旦是武王的四弟，在他前面还有三弟姬鲜，但却是周公姬旦成为武王的托付大臣。这是同姬旦早年的优秀分不开的，在文王时代，他就成为哥哥的姬发的助手，特别在武王即位后，更是协助哥哥完成了灭商大计。所以姬旦不只是文王之子，也是周王朝建立的大功臣，这就让他与其他兄弟有所不同。所以把辅助幼子的重任就交给了四弟姬旦。但由此则引发了“三监之乱”，这个周王朝建立不久就面临的最大瓶颈。实质上，这一瓶颈如同每个王朝遇到的瓶颈一样，都是为了权力。

哥哥死了，儿子年幼，但依据过去的惯例也可以兄死弟即，比如排行老三的管叔姬鲜，就觉得自己有继承王位的资格。武王却让老四姬旦做辅助大臣，而姬旦为了能更有效的巩固周王朝，则直接代自己的侄儿成王姬诵摄政了，也就是说周公旦代成王行事。这在三弟姬鲜看来，老四是想取而代之，于是联络五弟蔡叔姬度，还有八弟霍叔姬处共同向四弟周公姬旦发难。为了造成对周公不利的局面，姬鲜还联络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要发兵勤王，清君侧了。这武庚当然高兴，认为是个复国的好机会，就又联合了其他一众方国共同起兵反周。这一下子让年轻的周王朝面临巨大的困境，建立不久就有了亡国的危险。面对危局，其他许多诸侯并不以为然，觉得这只是周王室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。而共同辅政的召公也态度消极，对周公的做法心存疑虑。当时的局面可谓是内外交困。

周公姬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圣人之路的。他态度坚决，一心要维护周王朝的统一，所以决定东征平叛。为此他发布《文诰》，说明了平叛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。也给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。文告说，武王死后，天下不太平，殷商遗族有可能利用周王室的内乱而兴复国之梦，王朝正面临大祸。在此危急时刻，他用大龟占卜，得到上苍旨意，认为武力平叛是吉利的。他告诫周族人及一切拥戴周王室的诸侯，文王武王创立的大业必须继续下去，叛乱必须武力平定。他决心执行上苍的旨意，用兵东征。希望臣属们及各诸侯听从自己的领导，一起投入到东征平叛的大业中来。

第一步，他率军直指叛乱的策源地殷商王畿地区，兵锋直指邶地（朝歌北），一举击溃武庚叛军，武庚也身首异处。随后，他直取管叔驻地鄘（朝歌东），击败叛军，杀死叛乱首恶管叔。接着又攻克蔡叔驻地殷（朝歌西），活捉蔡叔，囚禁于郭凌。至此武庚和三叔发动的叛乱很快平息。最后，他听从大臣辛公甲的建议“大难攻，小易服；不如服众小以劫大”，先行进攻淮夷。虽在江淮地区地势地洼，河流湖泊纵横，东征大军也水土不服，但面对困难，周公决心毫不动摇，经过连续作战，终于征服淮夷。然后周公率领东征大军北上，讨伐东方最后一个叛乱据点“奄”。奄，又名商奄，地居今天山东曲阜一带，商朝时曾是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。商朝灭亡后，奄的势力没有得到削弱。在武庚叛乱时，奄也积极参与，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劲敌，是周公东征中打击的重点对象。周公先占领导奄国西、南两面的邻国，对其形成战略包围，最后迫使奄君被迫投降。奄国灭亡后，丰、蒲姑等方国也相继投降，周王朝的势力一下子扩大到了渤海边上。至此，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全面胜利结束。

某种程度讲，周公东征是武王伐纣灭商战争的继续，在带领周王朝通过瓶颈时，也进一步扩大了周王朝的领土，巩固了周王朝的政权。但周王朝都城在西方的镐，远离东方诸国，周公认为应在东边再建一都，可以对东方诸国进行有效管理。于是周公选址洛邑，用时九年建好成周。于是周王朝形成了一个周成王姬诵在镐，周公旦驻守成周洛邑的政权格局。这一格局奠定了周王朝长期稳定的局面，也直接促成了成康盛世的出现。这是周公姬旦对于周王朝，也是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。

周公姬旦对中国历史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礼制的形成。一套从继承顺序，到规范人们的日常言行的礼制形成，成为后世数千年中国道德的核心内容。周公打破了商王朝时人们求天、敬天、问天的一元决定论，而把德纳入，形成了一套天、德二元的伦理道德观念。强调要“以德配天”，肯定了人们的主观努力，统治者和人民不能单纯的依靠上天，祖先的恩惠和启示生活，而要通过努力靠有德行的生活方式取得上天的监督与赏罚。由此发展出一客套“敬天、保民、慎罚”的观念，把有德有孝作为君子的规范。这些礼制经过战国时儒家的发扬光大，成为后世中国封建政权的根本规范，影响一直扩大到现代的中国人。

关于周公姬旦与成王姬诵如何交接权力，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讲，到成王姬诵成年后，周公就还政于成王，成就了自己一心为国为民的圣人形象。一种说法是洛邑建成时，十九岁的国王姬诵向他劳苦功高的叔父姬旦下手，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，姬旦只能呆在洛邑。两年后，姬旦又被迫东逃，跑到他儿子姬伯禽当国王的鲁国，再两年公元前1105年逝世。这当然属于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了，但从现实的角度讲，不可能是极为和谐的。即便周公愿意交权，可周公所拥有的再造周朝的功绩，对成王是种巨大的压力。

但不论如何周公姬旦，在哥哥早逝之后，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，继续了武王灭商的战争，扩大了周王朝的领土，巩固了新生的姬周政权炒股如何融资融券，为后世留下影响深远的周礼制度，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——成康之治的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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